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曹聚仁与萧山名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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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3-4-3 10:10:42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 曹聚仁(1900-1972

曹聚仁(1900—1972),浙江兰溪人。我国现代文化史名人。终生笔耕,留有4000余万字,成书70余本。他的文风,有别于鲁迅的辛辣,周作人的冲淡平和,丰子恺的温存善感,独树一帜,在国学、史学、新闻学、现代文学方面作出巨大的贡献,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。在他的一生中,有三位萧山名人对他产生了影响。
第一位萧山名人是汤寿潜。辛亥革命那年,曹聚仁只有十来岁,那时他心目中最佩服的英雄是汤寿潜。“朋友们一定以为是孙中山、黄兴;非也,乃是萧山汤督办汤寿潜(蛰仙)先生。”汤在任督办时期,他躬亲工地,和路工一同生活,睡在工房,和路工同吃。他做了都督,还是一套土布衫裤,一把油纸伞,一双钉鞋,一只考篮,在都督府办公。类似的传奇式传说,给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十多年后,曹聚仁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教,和汤氏长孙相识,汤氏孙女恰又是他的学生,才知道汤寿潜最注意南洋各地的垦殖事业。江浙人士在马来西亚有橡胶园的,只有汤家。汤家守儒门礼法,汤氏长孙还要曹替他的幼妹作媒,条件是对方必须是小伙子。曹还很爱读汤氏的《祭古塚文》。
第二位萧山名人是单不庵。曹聚仁于1915年秋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预科,翌年升读本科,师从名师陈望道、朱自清、单不庵、夏丐尊、刘大白等。其中单不庵对他的影响最大。
单不庵(?—1929),名丕,萧山区城厢街道人。1915年任教于杭州第一师范学堂,数年后去北京,为北京大学教师,不久继李大钊后任北大图书馆主任。回杭州后,曾任浙江省立图书馆中文部主任。1927年主持杭州文澜阁馆务,后去上海中央研究院工作。单重考据,长训诂,曾重新校勘段玉裁的《说文解字注》,对中国历史和哲学也颇有研究。一生藏书甚丰。
在“一师”,单为国文教师,知识渊博,教法严峻。他讲《丘迟与陈伯之书》,讲了整整两个多月,写了几十黑板的参考注释,而手上没有一张纸。单校勘比梁启超写10万字的著作用力更多。曹聚仁对单不庵的勤学是十分感佩的。曹聚仁说:“以旧学之渊博而论,胡适之是小巫,他是大巫,我几乎连小巫都够不上。”称赞单不庵“颇有领导群伦的声誉。”
单对曹也特别钟情。他教曹治史必须无一字无来历,要“文不己出”,“文章千古两司马”。曹曾把单不庵与他父亲曹梦岐的教学方法作了比较。他觉得单教弟子治学并不像他父亲那样狭窄,他是主张博览的。在单师的引导下,他先读先秦诸子书,一开头就爱上了《庄子》、《老子》,旁及魏晋之学。史籍方面,他先读《左传》、《史记》和《三国志》。文学方面,他从归有光开始,跳过了唐宋八大家。“单师教我研治桐城派古文,熟读归有光的文字小品,也正是我一生运用文字技术的基础。”“我永远怀念着这位博学的老师;是他引我上了桐城古文的正路,使我知道文章如何能写得简洁;他的批改,几乎每一句每一字,都是分寸,有的真是点铁成金。”
因曹聚仁与单不庵关系密切,单后来做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,还把曹拉去帮忙,所以很多师友都以为曹是单的干儿子,曹聚仁自己却否认了这种说法。他说单“是我一生所钦佩的老师,可是他还不是一个适当的引路人!”曹是这样评价自己的老师的:“单师有乾隆考证学的审慎、细密的作风,却缺少贯串成为系列的组织能力;他是一个博学的人,并不是没有见解,而是不敢有所主张。”曹对单师未有著作问世深表惋惜。单一生致力于经史子学,寝馈其间,以红笔添注十几回的很多,其中一部《后汉书补注》的补注,可以说已是相当完美了,但他还是不肯出版,直至他逝世前的一月还未完稿。不料单不庵遽归道山,他的夫人没有文化,把那部《后汉书补注》的补注丢失了,单一生的心血也随之东流,曹聚仁为此叹息良久。
第三位萧山名人是沈玄庐。曹在“一师”的同学中,诸暨人最多,其次则是萧山人。其间,曹任学生自治会主席。1919年五四运动起,代表“一师”参加杭州学生会。1920年在抗议教育当局罢免原校长经亨颐的“三二九”事件中,颇显活动才能。时沈玄庐任浙江省议会议长。在这场著名的“一师”风潮中,是沈玄庐最支持进步教师和学生的要求。曹说:“真正支持我们的并非一师的同学会,也非杭州的社会人士,而是民初省议会议长沈玄庐先生……,我们发动了留经运动,他和沈仲九先生都是有力的策士,而玄庐先生更是最勇敢的炮手……,他写信给我们,有着这样的计划:万一一师被解散了,他准备在他自己的家乡衙前设立中学,让一师的教师学生都到那儿去复课。”后曹的不少朋友,在沈玄庐的邀请下来到衙前,组织和发动衙前农民运动。曹因各种原因,没有来衙前,但他深深地关心着他那群在衙前的朋友,曾写有《衙前那一群朋友》一文,文中写道“衙前,浙东萧山的一个小镇;我并没有到过那儿,但和我呼吸相通。”他曾萌动“用衙前作背景写一本表达知识分子思想变迁的长篇小说”。
三十多年后曹还来到了萧山。1950年7月,经征得邵力子与其他友人赞同,曹只身移居香港。1957年5月5日,他由妻子邓珂云陪同,和周恩来总理进行了会谈。月末开始进行了为期两个半月的旅行。他先乘京汉铁路火车到汉口,次日乘长江轮东下九江,翌日上了庐山。后又回九江,从九江搭长江轮到上海,在上海住了数天后,即赴杭州。在杭州小住三四日后,乘小轿车到绍兴去,到了萧山,踏上了萧然大地。曹聚仁长女曹雷在《父亲原来是密使》一文中摘录了曹聚仁关于此次旅行的部分信件内容:“聚仁此次游历东南各地,在庐山住一星期,又在杭州住四日,往返萧山、绍兴、奉化、宁波凡两日,遵嘱有关各处,都已经拍摄照片,随函奉上全份(各三张)乞检。”
曹聚仁与萧山的情缘还在于他有一孙女在萧山工作。曹聚仁于1921年春节与王春翠结婚(1936年,曹与王春翠的爱情发生裂痕,王出走杭州。抗战发生后,王回曹的故乡蒋畈,未出曹家。畈原隶属浦江,20世纪50年代划归兰溪)。1926年10月,女儿曹雯出生。1932年“一二八”淞沪抗战发生,曹聚仁劝说妻子带着女儿到故乡避难,后不幸的是女儿夭折。曹“仿佛到了世界末日,也不知怎么活下去才是。在岳父家住了四十多天,晚上总是流涕!”为了抚慰曹聚仁,由父母作主把兄长曹聚德的长子景辉过继给他们。1944年10月,景辉的长女出世,取名曹璨。曹璨长大后,随父母工作调动去了大西北,大学毕业后,在甘肃省裕固自治县的一所区卫生院工作。后,曹璨夫妇调入萧山人民医院工作。
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 (作者单位:萧山市志编辑部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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